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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评论
作者:admin  来源:本站  发表时间:2013/7/8  点击:3445

【浙商评论】吴子富:先革心才能革新

来源:世界浙商网 作者:宗庆后、赵林中、李建华​等 编辑:倪敏 2013年06月19日 11:56

【“浙商评论”频道链接】http://www.wzs.org.cn/list-147.shtml

  先革心才能革新

  吴子富 盾安控股集团总裁

  现在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这是一个将数字化与技术化相结合的时代。这个时代融合了大数据、云服务、平台、移动互联网等元素,把原来不能打破的产业边界都打破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新生态环境。

  因此,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企业必须要有核心业务和核心优势,这样的话就要打破很多思维。比如创新不能围绕产业链创新,而应该围绕需求链进行创新。阿里巴巴就是围绕需求创新的典范,通过平台创新,把各种需求集合在一起。

  企业家,首先需要让自己的内心精神转型升级,革“心”,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才是创新,先革心才能革新。(详见《浙商》杂志7月上)

  企业家不应围着政府转

  凌兰芳 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大部制不光会导致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会引起企业家职能的转变。

  中国很多企业家并非真正的企业家,他们习惯了围绕政府转,听从长官的意志,因此缺乏独立的人格。正因如此,一旦“长官”不管了,就会产生不适应。就像穿惯了老棉袄,突然让你甩开膀子,反倒凉飕飕的不适应。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是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的。如果政府职能转变以后,创业、创新的自由度更大,我想企业家的思路也会转变。(详见《浙商》杂志7月上)

  让扳手可以扳所有的东西

  李建华 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最近一次美国之行,去了很多公司,也看了他们的食堂,他们公司里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参观。我们公司很多人认为厕所不够干净是不能够入眼的,但我们今后要做到所有地方都可以参观。我们要让这一层楼的每一个角度都有价值。参观美国公司,必看的地方是食堂,食堂有很多的功能,可以放投影、办公、开会。所以我们要改变观念,研究每一个地方如何做得精致,让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让它们更有效率。

  再讲一件事情,Facebook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是真实的,我们接下去也要对这个进行研究。比如我们这条丝巾是要卖给40岁的消费者,那就可以在Facebook中找到她们,在她生日的时候推荐给她。这就是大数据,我们也要做这样的大数据。但要在中国找到40岁的女性这样的信息,至少现在还比较困难,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我们不愿意把这些信息公开,美国是你不公开信息就不行。一位公司领导人说,你在美国绝对不能讲一句假话,而在我们这里是讲了真话会没活路,就是说信息的低质构成了中国商业非常之大的一个成本。

  Facebook不但把真实的信息集中在一起,公司本身也很有意思。Facebook把最优秀的人放在什么位置?是放在工具上面。我们把最好的人可能是放在卖东西上,Facebook不是的,它认为最最能干的人应该去做模式,因为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应该是由最优秀的人来做模板。

  我也希望最优秀的人去做模板、做工具,相当于去做方法。如果我们要向银行营销,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模板、制定一个方法,让所有的业务员按照这一标准去做,哪怕是花几天、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每个业务员的水平都是不一样的,有了模板他们开展业务会更轻松。包括技术工也好、丝绸科技也好,我们的模板一定要集中,让自己做的扳手可以扳所有的东西。(详见《浙商》杂志7月上)

  政府不应只扶持龙头企业

  董国民 中商控股集团董事长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基本上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目前中小企业大幅提升的难度很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扶持的重点还是在

  龙头企业。有时候即使有政府扶持,银行还不买账,危机一来,风险最终还是被转嫁到中小企业身上。

  以我的企业为例,除了在主业上做一些创新,还要有理念创新,最靠谱的办法还是做好自己、脚踏实地。目前,浙江出台了扶持民间财富管理机构的相关政策,建议中小企业以此为契机,做好依靠政策和立足自身的两手准备,保证企业的有序发展。(详见《浙商》杂志7月上)

  政府的创新服务要落地

  吴子富 盾安控股集团总裁

  从整个浙江经济发展来看,浙江过去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随着大环境的不断变化,传统做法的优势已不明显,政府的创新服务要落地。政府应该允许企业在发展中采取一些大胆的创新举措,对小企业的发展应当给予更多宽容,优化投资环境,提高服务意识。

  目前,浙江的金融平台建设突破不大,归根结底在于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不强。在企业创新中,企业家自身的精神转型,比企业的转型更重要。企业家要关注新生事物,比如信息化、移动互联网等,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我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美国制造业的回归比想象的要快、要实,其企业资产负债率低、流动性好,相比之下浙企则显得身躯羸弱,跟美国企业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说明做强比做大更重要。另外,我们还要关注结构性的实业空心化现象。十年前我们浙江的领军企业有万向、娃哈哈等,十年后我们还是在谈这些企业,虽然它们一直都是我们的标杆。但这十年中浙江是否还出现了其他大型甚至超大型的领军企业?这个问题还要从宏观的层浙商企业创造能力偏低面去反思。(详见《浙商》杂志7月上)

  三大导向偏差导致就业难

  凌兰芳 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今年将有近700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创历史最高纪录。但在拥有北大、清华等一流大学的北京,只有33.6%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最难就业季正在降临。

  大学生就业难是非常严重的人力资源双重浪费,会影响国家竞争力。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政府的学业导向、产业导向、就业导向都有失误和失衡,这三个导向的偏差不纠正,大学生就业难就会继续给社会添堵。

  第一,学业导向偏差。当初扩招是为了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人才,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善民众文化结构,可是几年下来只求量不求质。许多大学生毕业后不知所学,到了企业看不懂图纸、听不得批评、说不清诉求。以我们企业为例,即便安排经营管理岗位,大学生一年后扎根留企的比例仍不到25%。

  第二,产业导向偏差。政府对中小民企支持不够,近些年民企面临转型升级任务很重,经营困难,发展趋缓,吸纳就业能力降低。此外,产业提升缓慢、劳动力沦为简单操作手,让人望而生畏。许多大学生也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瞧不起制造业民企。本来一个是广阔天地,一个是人才宝库,现在两张皮却贴不到一起。

  第三,就业导向偏差。社会浮躁使得大学生的就业观趋于急功近利,宁可几千人抢夺公务员饭碗、宁可做宅男宅女啃老族,也不愿艰苦创业、辛勤就业。

  实际上,我们在教育环节就丢失了人生价值观的引导。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必须深化改革现行教育制度,深化改革经济发展模式。鼓励创业、引导就业,给每一家企业、每一名学生都提供实现梦想的平台,那么大学生就业就不是一个大难题,而是一个正解题,将给民族复兴中国梦添彩。(详见《浙商》杂志7月上)

  切忌盲目的海外收购

  宗庆后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国外经济形势不好,国外居民更认为浙商抢了他们的饭碗,所以我们别带着钱到国外当“二等公民”,把中国人创造的财富给国外用了去。而资产保值、增值最好的方式是继续创造财富和价值。

  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制造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我建议:政府牵头抓大带小,通过扶持大企业,带动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实现产业化协作,从而带动浙江经济整体发展。

  我比较排斥盲目的海外收购,因为大多数项目根本就赚不到钱,引进优秀海外人才,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捷径,让好的技术和人才都能直接“为我所用”。

  追求商业成功的全球型企业文化

  李书福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建立全球型企业首先要建立全球型的企业文化。任何一个全球公司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惟有建立能够跨越国界、信仰、语言、肤色,并追求商业成功的全球型企业文化,才能在发展中取得真正的主动权。

  如何建立全球型企业文化、促进企业融合?我自己有过经验,也有过教训,是经历了一个实践和探索的过程。目前,我已经主导并建立了全球型企业文化研究中心,致力于促进并优化不同企业的文化融合。

  在全球产业格局重构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要从“挑战者”真正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一是要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满足全球市场需求,并实现本地化生产,开发适合中国消费者的产品。二是要学习和理解欧洲、美洲和其他市场的文化与商业环境和规则,避免冲突,加强合作,提高各方合作效益。第三再次强调了提倡尊重包容,合作共赢,超越国界、宗教信仰、语言和本土文化的全球型企业文化。

  通过并购,吉利与沃尔沃紧密的技术合作和共享,带来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提升,同时也带来对未来技术趋势的前瞻性把脉,更为重要的是带入了“以人为尊”的先进的商业文明和汽车文化和文明。

  国外出口商应遵守中国食品方面标准

  宗庆后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中国食品方面质量标准是最严密的国家之一,部分标准与欧洲国家不同。国外出口商必须要熟悉了解中国的标准,按中国的标准进行生产、包装,特别要注意商标标示成份、原料用量等方面,否则会给进口商带来困难。

  第一,运输问题。欧洲离中国较远,食品份量重,一般采取海运方式,正常来说需要1-2个月才能到达中国。出口商须委托定时直达航班发运,否则进口商无法找到货运船,会给销售带来很大的问题。

  第二,包装问题。由于从欧洲发运到中国的食品需要经过多次搬卸,进口食品包装需坚固,同时标签与纸箱按中国规定均要打上中国文字的标签。

  第三,商检问题。目前中国的商检需2-3个月,加上运输时间,对进口商来说食品不易保存,销售较麻烦,还增加了仓储费用,希望两国有关部门能够协商如何加快食品检测速度。

  第四,食品价格问题。从欧洲国家之间的食品价格来说,产品质量一样,但价格可能会不一致,中国进口商肯定会进口价廉物美的产品。从目前国内进口葡萄酒、橄榄油的情况来看,由于中国与智利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后,进口的关税较低,智利的产品比意大利产品更有价格优势,希望意大利的食品应当由合理的定价才能扩大销售份额。

  动漫企业应盯市场而非补贴

  杨清浙江铭焱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

  我国动漫市场8年以来走的是一条“小手拉大手”的“低龄路线”。在第九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业内人士表示,低幼动画市场的蛋糕已经有限,“小手”已经越来越难拉动“大手”;只有向“合家欢”转型,我国动画才有更高的票房空间。

  任何产业都会面临转型升级的过程,“小手”难以拉动“大手”并不意味着中国动漫产业进入了瓶颈期,其实也是给动漫产业一个化茧成蝶的机会。我国的动漫产业仍在发展初期,虽然因利好政策的影响百花齐放,却良莠不齐,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品牌企业凤毛麟角,原创动漫的产量远高于质量。但是经过产业沉淀和市场选择,最终能让大众接受的一定是高质量的作品。

  “合家欢”是个很好的市场模式,定位于“全年龄层”,一家人坐在一起看,既能够增进家庭和谐气氛,又能通过安全教育、爱心培养等内容,寓教于乐。但市场需要差异化、多样化,“将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人群,专注并做好细分市场才是动漫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在国家大力扶持动漫产业的政策下,部分动漫企业过分依赖政府补贴,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自身对于市场的渴望和追寻。要想提升原创作品的质量,企业必须扼制住拿补贴的“瘾头”,不盯补贴不盯获奖,盯住市场。专注于企业自身领域的专长,结合周边产业链,用好各类平台,相互借力、相互支撑,争取合作共赢。(详见《浙商》杂志6月下)

  什么样的APP能活得久

  李治国 阿米巴资本管理合伙人、口碑网创始人

  前不久,一款名叫“大姨妈”的女性经期管理手机应用软件,获得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领投、真格基金跟投的数百万美元投资。这一消息,为手机应用软件研发界打了一针“兴奋剂”。

  “掌握健康”、“快的打车”、“挖财”、“查好友”、“地震速报”、“网上厨房”……都是浙江手机APP应用软件,其中有不少还获得了天使投资的垂青。然而,看似热闹的APP国内市场,存在同质化、盈利模式等诸多困境,移动互联网的春风还能吹多久?

  从细小领域切入比大而全的APP更易受到青睐,也就是说有生命力的APP,一定能解决特定人群的刚性需求。至于哪些才是细小领域,APP开发者首先要关注几个行业巨头,比如做社交的腾讯,做电商的阿里,做搜索的百度,基于他们无法匹敌的资本实力、用户积累,开发者应该避免在社交、电商和搜索方面直面竞争。

  “大公司不愿意干的”即是开发者的机会。我们之前投了一个APP“快的打车”,它解决了司机与乘客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快的打车”想法不错,但是前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人力去线下铺点,到客运站或者出租车休息点让司机安装程序,近乎原始又粗犷的推广方式,这是大公司不愿意干的。

  当然,供血系统关乎“生存”,APP开发者后期应该思考盈利模式,怎样把使用量转变成资金。目前APP的收入来源无外乎三种:点击广告、电商购买分成和会员费。不同的APP都有自己的用户黏性,哪种方式用户愿意接受,这又取决于开发者的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坚持程度。因为市场不断变化,需要一点点试错。(详见《浙商》杂志6月下)

  谨慎投资“牛”企

  宗佩民 华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平安信托和上海家化两家不同领域的巨头联姻,一度被视作上海国企改制的经典案例。然而,“联姻”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如今却撕破了脸。平安信托先是爆料上海家化高管私设小金库,后又作出决议,免去葛文耀上海家化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

  平安信托与上海家化并非是一起简单的投资人与创始人的矛盾纷争。

  平安信托不是一家典型的民企,而是一家有国家特许经营权、由一大帮博士硕士操持的金融机构;上海家化则是一家虽然资产不再属于国有,但文化依然是国企的公众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很牛,所以,这是两头牛斗角的故事。

  凡是收购方与被收购方都牛的并购案例,合作多半难以持久。华睿投资就有不投国有或者国有改制企业的戒律。就是怕被投资企业太牛,让你投了钱连做股东的感觉都没有。除非投了钱原本就没有想过做股东,那就买股票去得了,不必与管理层相见,来去自由。

  此时,或许会有企业认为是替代平安信托的机会,我觉得要谨慎,如果你只是投钱分红、不想做股东可以;如果想做股东,我个人建议别介入。(详见《浙商》杂志6月下)

  银行对企业能否更宽容一点

  赵林中 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浙江冠军集团,是一家集香榧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国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浙江省骨干农业龙头企业,由于受担保牵连,导致银行缩贷,资金陷入困难,日前因为一笔贷款未能协调好,进出口银行通过法院一下子冻结了集团全部23个账户,企业几近瘫痪。

  从去年以来,不断有企业遭遇资金链、互保链的危机,虽然政府采取了许多的措施,保证了风险不蔓延、矛盾不上交、社会不波动,但地方经济环境仍遭受创伤,这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已往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如何正视和疏导,考验方方面面的智慧。

  当前格局下,银行贷款仍是企业融资的主渠道,银企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企业需要银行的支持,当然银行也是企业,同样需要企业的理解,但银行的理解和支持应该稍微多一点,对企业应该稍微宽容一点,雪中送炭做不到的话,釜底抽薪最好不要有,稍微有点容忍度。对于像冠军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由于受担保牵连被冻结账户导致企业运营几近瘫痪,我认为法院、银行这样的做法就有些过了。难道这样真能解决问题吗?

  在资金链、担保链风险频发的情况下,有人认为,应按市场规则,该重组就重组,该破产就破产。这当然也没错。但我们毕竟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事情并没有像我们主观想象的那样简单,完全照搬理论上的东西不一定行得通。有时一个企业出险了,不光是这家企业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整个担保链、整个经济环境和金融生态等等。(详见《浙商》杂志6月下)

  政府要进一步放权让利

  宗庆后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目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需要拉动内需,拉动内需就是让老百姓多挣点钱,这需要降低企业税负,取消不必要的收费。比如,企业所得税如果能降10%,其中5%要给员工增长收入,5%做基础改造,这样企业成长,员工收入也增长。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另一个方面,是推行城镇化。2亿多大城市打工的人口回到家里,那就城镇化了。这一过程首先需要控制大城市规模,然后要动员工业下乡,发展县域经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必然产生也必须解决的问题,需有良好的规划。

  中国的审批制度改革,需要明确各地政府需要审批什么,不需要审批的可以实行备案制度,并将备案信息汇总后向社会公布。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现在不是解决贫富差异,而是要解决老百姓共同富裕问题。你要一解决贫困差异,富人都走了,这就是真正的国有资产的流失。

  未来企业成功三要素

  李建华 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企业创业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民企面临的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环境,如果要创新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判断游戏规则的能力。听经济学者肯定不行,听中央电电视台更不行,听有关领导也不行。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对你负责任的。不过,他们是我们的“拐杖”。远大的使命、核心竞争能力以及卓越的团队是我们未来成功的三大要素。

  未来中国的企业需要做四件事:一是交流,如果企业要做大必须有行业以外的跨界交流;二是从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发展;三是建立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打造企业生态圈;四是除了赚钱,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民企渴望被社会和国家理解

  倪捷 绿源电动车公司董事长

  我认为,民企目前种种的不安全感,既来自社会意识的偏见,也来自法制的不健全。少部分民企老板违反法律、投机取巧的做法,确实招来了公众的反感,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更多的企业家在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为社会创造财富,并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民企是社会就业的主要创造者,是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到民企去发展,便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中小民营企业当前面临的压力巨大,困难重重。压力固然是创新的动力,但过大的压力也会阻碍民企的发展。我希望社会对民营企业的理解,也期待国家在创新上给予民企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详见《浙商》杂志6月上)

  上游批发采购市场仍有空间

  郭羽 杭州趣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移动互联网和当年互联网的出现是一样的,是革命性的。18年前,我采访了马云,当年他还在做中国黄页,那时马云还在为人们灌输什么叫做Internet,于是也让我走上了互联网道路,创办边锋游戏。我是第一个把中国传统娱乐——棋牌放到了互联网这个科技平台上的人。

  淘宝改变了中国零售格局,中国互联网下游已经完全电子商务化,但批发这块还没有人做。每个行业都有让人兴奋的机会,要善于挖掘。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新时代、新媒体、新变化下,企业家必须运用新的方式,否则就out了。(详见《浙商》杂志6月上)

  旅游产品最怕同质化

  毛剑锋 海南飞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做的是旅游地产,感觉很幸运,因为这个行业非常丰富多彩。我们浙江公司有个德国员工,之所以喜欢到中国来,是因为非常喜欢中国菜。中国菜品丰富,所以被外国人喜欢;旅游产品也是如此,最怕同质化。我们希望用更新的思路利用好我们的自然资源、我们的祖先无偿送给我们的生态资源。(详见《浙商》杂志6月上)

  巴菲特的选择未必适合你

  徐刚 浙江硅谷天堂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巴菲特在今年的致股东信中表示,美国遍地是黄金,美国的命运一直很清晰,即财富在不断增长。他率领下的伯克希尔公司在2012年花费了98亿美元在工厂和设备上,其中88%的投资都在美国。

  巴菲特致股东信是价值投资者的“圣经”,他的投资观可以借鉴和参考,但具体操作起来,还是要依据浙商自身的情况来进行独立判断。巴菲特愿意投资的企业,对每个投资者来说,并不一定都是好的投资对象。在作出投资决策前,投资者要根据自身的资金组成、目标需求、投资风格和经验等具体情况进行有效分析和判断,不能盲目跟投。

  对未来,巴菲特表示,一是不断提高分公司的赚钱能力;二是通过“补强型”收购进一步增加他们的收益;三是分享所投资企业的成长;四是当伯克希尔的股价大大低于内在价值时进行回购;五是偶尔进行大型收购。

  相比去年和前年,美国的投资前景有所好转。未来一至两年,投资美国将迎来一个黄金期。对中国企业来说,海外并购是投资美国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浙商就可以大举进军美国。做好海外并购首先要从两个方面分析,如果并购的目的是为了拓展海外销售渠道从而进入欧美市场,那么这种并购是可以优先考虑的。因为美国经济回升后,美国人民的消费水平会有所提高,这个时候进军美国占据海外市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如果海外并购仅仅是围绕收购品牌、技术、人才而提升浙商自身的竞争力,且产品以内销为主,这个并购应该慎重。

  巴菲特坚持长期投资,坚持深度挖掘企业的核心价值。对众多浙商来说,真正要学习的是他不断提升和创造企业核心价值的能力。(详见《浙商》杂志6月上)

  中国CEO不忠诚的三大因

  李建华 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博斯公司近日发布《2012年度CEO研究》报告,2012年,2500家全球规模最大的上市企业中,15%更换了CEO,共有300多名新CEO走马上任,创下调研以来最高峰。其中,中国企业新CEO几乎都是跳槽上任的,93%的人在其他公司工作过,而日本则是最忠诚的,75%的CEO一直呆在同一家公司,平均年限高达33年。中国和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并列CEO在每家公司平均工作年限的最后一名,仅为3年。

  企业主和CEO沟通的障碍是导致职业经理人频繁跳槽的重要原因。企业主之所以引入职业经理人,更多是希望快速改变企业现状。但是作为外来和尚的CEO,能够在短时间即改变企业当前局面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企业家的市场选择是以成熟的经理人市场为前提的,诸如美国曾出台高管不准跳槽竞争对手的“竞业禁止协议”以规避恶意挖角,这样的规范在中国并不成熟,执行难度较大。黄光裕与陈晓之争尚余音绕梁不息,众多企业主直呼无法对CEO产生信任感。在一个水下暗礁丛生的中国商业社会,频繁跳槽的CEO确实很难获取对忠诚度要求较高的中国民营企业主们的信任。

  中国职业经理人和企业主之间矛盾很大,职业经理人的困境是,他们善于谈战略和模式,但企业主可能更注重实战和个人习惯乃至偏好,如此一个平庸却听话的职业经理人可能比一个个人风格凌厉、有才能的职业经理人更受欢迎。

  其实不必将CEO跳槽视作惊天大事,有合作也会有分开,这都应该视为常态。(详见《浙商》杂志6月上)

  “回归”给了浙商二次创业的机会

  山东省浙江商会会长、现代集团董事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章鹏飞

  “浙商回归”重新构建了全球浙商与浙江经济发展互动双赢的良好关系,给了浙商创业创新的新机会、新动力和新政策,而回归浙商通过项目投资又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发展,为浙江注入新的业态、规模与活力。现代集团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在浙江助推健康文化产业发展。在创业创新回归发展的大潮中,我们的愿望得以实现,我们的项目在德清落实开工建设,实现了中药种植、生物制药和健康养生服务一、二、三产联动的产业格局。

  “浙商回归”促进了企业的二次甚至三次创业,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运营和管理水平,不仅给企业创造了许多投资机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营和管理水平的交流,增强了企业重新创业理念,推进了浙商传统企业和产业的蜕变更新。

  “青春”让人无所畏惧

  奥康集团董事长 王振滔

  青春就意味不怕经历人间各种磨难,勇于追求人生的理想。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16岁那年,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早早挑起生活的重担,外出学做木工活,后来经人介绍改行做起了推销皮鞋的行当,不巧刚做两年后,遭遇全国抵制温州劣质皮鞋,虽然我本分经营,也难免受到牵连,赔光了全部家当。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将其看成是对自己的磨砺和考验。后来回到温州,东拼西凑了3万元,开办了“永嘉奥林鞋厂”,开始了最初的创业。可以说整个创业的25年,并不是一帆风顺,也经历了很多困难,克服了很多险境,才一步步走到今天,有了一点成就。我想这或许就是青春给予我的能量,它就像一座活火山,你不知道下面到底蕴藏了多么强大的力量,真正喷发时会产生多么绚丽的烟火。我感谢青春赋予我的一切,让我无所畏惧,勇于追求。时至今日虽然年近半百,却也依然保持青春的心态,让自己每天都焕发青春的气息,抖擞精神,昂首阔步,带领着员工创造全新的未来!

  创业是私人活动,没必要到处宣扬

  三亚华鸿旅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聪

  和几个同学一起打高尔夫,连续打36洞。中午饭来不及吃,就每人要了几个包子。大家开玩笑说,疯狂打球时状态有点象创业啊。创业就如打球,是一种非常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如你不能强迫一个去打球一样,也无法要求一人去创业。一切皆源于机缘。打球也是非常私人的活动,根本没有必要到处宣扬。宣扬即浅薄。

  热门商业模式集中在哪些领域

  浙江华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宗佩民

  获得投资较多的领域首推互联网应用,比如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网络阅读、网络媒体与网络人际交流等。可以说互联网的应用引发了商业模式的一次革命,如果把依托互联网建立的商业模式,称之为信息化时代的商业模式,那么其他商业模式只能算是工业化时代,甚至是农业时代的商业模式。

  除互联网应用外,第三方服务也是创投较为青睐的领域,如第三方物流、后勤托管、合同能源与减排管理、第三方支付等,它们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些年商业模式的创新,这是两条最清晰的主线。

  商业模式创新是投资机构服务被投资企业的重要内容。一家创新型企业能不能快速成长,取决于两点,一来定位必须准确,二来模式要独特、高效。企业家埋头苦干容易陷于日常事务中,而投资公司走得多看得多,能够也必须为企业家提供更大视角的意见,比如商业模式创新的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引进机构投资者不仅仅是引进资金的重要原因。

  女性创业者不要不把自己当女人

  世导集团董事长 邱丽霞

  很多人说,女性领导者要获得成功,不能把自己太当女人,有时候要拿出和男性一样的气魄来,是不是这样?

  我真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女性在事业上有自己的优势,女性更有韧性,看问题更敏锐,更细腻。敏锐对高科技行业来说非常重要,能够发现新的商业模式。而天生具有的母性情怀,会让女性更关注人文精神,关注绿色,关注和谐,这是女性创业者独具的优势。

  停止创新会迅速被淘汰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方洁

  科技专利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基础,而不是为了专利去拿专利。企业不同于高校,它发明的专利,更加贴近市场。科技产品经营的初期,往往面临市场、资金、人才等问题,要立刻产生效益并不容易,我们的做法是把所有的优势资源放在一个点上寻求突破,然后再寻求纵向、横向扩张。我们的产品,主要为电力系统提供服务,为高压设备提供在线监测,特点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所以我们人均创利水平很高。

  我认为一个企业要持续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处于领先的地位,需要掌舵人对技术的动向进行跟踪把控,这跟掌舵人的前瞻性思考能力有关系。企业的使命就是不断创新,停下脚步,便会迅速被对手或市场淘汰。

  所有技术瓶颈都能在实验室解决

  舟山市三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明

  我出生在海边,同时又长在海边,跟海洋打了二十多年交道,深知海洋的发展前景。同时,人类社会对海洋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对海洋的开发才刚刚开始,未来从时间上来讲,我们对海洋的需求会比对陆地的需求多很多倍,因此我坚定地选择了进入海洋产业。

  我认为所有的技术瓶颈,都能在实验室解决。现在的困惑和瓶颈主要来自外部的环境,比如社会的理解、支持,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营造科技创新的环境,给予最大的支持。

  为什么很多企业寿命不长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达武

  投入少,或者不舍得投入,是很多企业的症结。企业一开始的战略定位、对行业前景观望出错,都会导致企业寿命不长。当然行业不景气也是对企业的考验,现在看光伏产业,似乎是寒冬,但有的人就是能够度过这个寒冬,我认为度过这个寒冬的

  光伏企业在未来的抗风险能力会很强,不会轻易夭折。

  不论在顺境、逆境,坚持在科技、人才上的投入,不断推动创新,企业才有生命力,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管人管到心,沟通通到底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吴子富

  管理的技巧很多都集中在沟通上面,尤其是高管。我们坚信这两句话:沟通一定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几年前,我们刚刚搬到盾安发展大厦时发生了一件小事,让我对这个原则颇有感触:我们高管有条不成文的规则,中午吃饭时须集中在一张桌子上。那天吃饭,姚总也在。吃完饭后,姚总说不妨在桌上放点辣酱等调味品,以丰富员工们的口味。我就把任务派给了食堂管理人员。

  第二天中午,我在饭桌上看到了原封未动的辣酱。同事对我说,食堂的阿姨表示“那是吴总吃的辣酱”,不让员工们开封。我啼笑皆非。

  其实我们在管理中常会发生类似的事,高层领导不管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越往下传达越容易“失真”。反思一下食堂阿姨的所为,她并没有过错,是我们沟通不够彻底而导致的误会。从那以后,我都坚持这条原则。不但要沟通通到底,还要跟踪,看看有没有收到成效。(详见《浙商》杂志5月下)

  求变就是要“创新”

  太子龙控股集团董事长 王培火

  今年是太子龙集团的求变之年,所谓求变就是要“创新”,其内核是改变观念、改变方法,关键词是创新品牌、尊崇科学、回归本源、快速反应。

  如何在经济大洗牌时代求得改变,是企业的难点。

  改变,首先要改变观念,要从企业文化创新入手,通过企业内部思想和心态的转变实现新的运作。改变的着眼点要从过去注重概念和商业模式,转变为注重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改变,管理要提速,对太子龙来说特别是要加强上游供应链、市场、信息与公司各职能中心的快速对接。今后必然是一个谁快谁赢的时代,这其中信息化的配合非常重要。

  改变,还要放慢发展的速度。放慢速度是为了把细节管理的功夫历练好,再去拓展市场。这两年服装行业倒闭的也不少,很多是由于管理能力跟不上。从业务运营线来说,从渠道管理改变为终端管理、零售管理,目的是提高单店的效益,比如原来平均方米一万元的收益,现在提升至每平方米收益两万元,不是相当于多开了一家店么!

  改变,要适应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顺应定位群体的价值主张和审美观。审美观,是整个品牌文化、艺术表现和落地的产品。这就需要品牌升级,要加快品牌国际化的步伐。

  改变,就是回归本源。过去,我们的企业和员工都很浮躁,贪大求多。近年经济不景气,我们的员工反而淡定很多,可以让我们集中精力做好主业,回归以零售管理为核心的日常运营。品牌最后落地靠的还是商品,任何一级管理人员,必须围绕商品这条线来展开你的工作。为什么我们的广告投放减少了,但是业绩增长还比别人快呢?就是因为抓住了产品这个本源。做品牌,最终落地还是在店铺里。

  改变,就是要重新审视电子商务和实体市场的关系。过去网上销售的主要是存货,接下去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怎么发展?要构建太子龙的网络品牌,形成线上线下不矛盾而且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实现线上线下的品牌转化。唯有如此,传统企业才可在大浪淘沙中屹立不倒。

  改变,就是要创新商业模式。今年要提高影视动画的产量,也就是提高文化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带动力度,推动“龙太子”品牌的市场发展。去年下半年我们推出了亲情馆,效果很明显,今年还要大力发展这个模式。(详见《浙商》杂志5月下)

  并购重在“后戏”

  浙江华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宗佩民

  今年一季度,国内并购市场单季交易总额创下最高纪录316.37亿美元。2012年140起并购退出案例合计交易金额为3.55亿美元,平均账面回报倍数仅为1.1倍;而在去年前11月,VC/PE机构通过境内IPO退出实现平均账面回报为4.38倍。

  并购项目的退出回报率比IPO低属于正常情况。首先,被并购的项目绝大部分是按照PE投资的惯例作价,市盈率一般在10倍左右;而IPO是按照二级市场作价,市盈率一般在20~30倍之间。

  其次,并购项目的价值往往都是在一段时间后才得到市场认同,如果是上市公司并购,会在股价上逐步得到体现,不能根据并购的时间来衡量退出的价格。

  第三,大部分并购项目本身具有特殊价值,但在产业链里往往只是扮演配角的项目。对投资公司而言,如果项目独立IPO的难度大,首先要确保退出,回报倒是其次的。因此,并购看似回报不高,其实对优化投资组合不可或缺。

  第四,很多并购项目存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可能。被并购方以一个较低的价格进入上市公司,然后存在谋取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情形,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并购往往不是一次简单的买卖,很可能其中潜伏了一场后戏,甚至是一场产业整合的大戏,这才是并购项目的最大看点。(详见《浙商》杂志5月下)

  管理要搞民主集中制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宗庆后

  我的管理风格始终是强势开明,做生意讲究平等互利,讲诚信,讲双赢。有人问我的强势领导风格会不会改变?我的回答是:我们搞的是民主集中制,讨论会比较自由,但决策一旦定下来,就要执行,否则说话都不算数,企业怎么做?

  商人最大的成功就是员工的微笑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

  参与阿里巴巴的建设14年,我荣幸我是一个商人,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但是很遗憾,这个世界商人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唯利是图的时代,我想商人跟任何一个职业,任何一个艺术家、教育家、政治家一样,我们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善这个社会。14年的从商, 让我懂得了人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艰苦,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别人成功了,才是自己的成功。我们最期待的是员工的微笑。

  微信是信息红利

  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凌兰芳

  微信是个好东西,使用已很普及。微信的优势无非是两个“便”字,一是便捷,二是便宜。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人们的交流工具更为简便、即时、低廉和普适,这是趋势。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三十多年,人们都说有什么红利,比如制度红利、市场红利、人口红利等等。在我看来,决不能忘了还有一个红利——信息红利。信息红利是提供了资源配置的方向、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效率所产生的盈余价值。至于人口众多、市场短缺这些事实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形成红利?就是因为缺乏合法性的制度资源和导向性的信息资源。改善信息服务是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本份。在产业界定中,有把信息从服务业中单列出来,称之为第四产业。

  说完了以上的这些话,我再谈微信要不要收费的看法就很直白了:政府不仅不能收,而且要大力支持类似微信的全民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微信这类信息服务新品的推出,本来就是企业与消费者共同创新的成果,你政府应该给予奖励才对,而不是想招数来收费。当然我也相信亿万消费者享受着低廉的信息服务可能会增加管理维护费用,但我更相信,信息高科技本身的创新就能降本增效,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和管理者一定会获得比成本付出大得多的经济实惠。(详见《浙商》杂志5月上)

  李嘉诚一笑了之意味深

  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凌兰芳

  近期,多个社会团体在长实集团大楼内抗议李嘉诚年赚逾67亿港元,却合理避税缴纳零元所得税。他们要求政府创设专门的“李嘉诚税”,通过财富再分配解决香港贫富悬殊的问题。李嘉诚回应称这正是多年来加大海外投资的原因,树大招风引起社会仇富很正常。

  我认为这在市场经济和税政管理比较完善和完备的香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首先,从香港特区政府来说,某个企业该不该纳税、纳多少税,避税手段合不合理等等,早有明确的章法可循,其公正透明应该是一目了然。你李嘉诚这样的大亨、长实集团这样的大企业,更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便有偷逃之胆,也无隐匿之能。因此,我相信李嘉诚在纳税方面是依法依章的,政府也不会对其网开一面。不会像内地可能会因为长官意志和临时需要而有收“人情税”、“过头税”、“预交税”等等名堂。

  其次,香港是一个表达权相对充分的社会。你李嘉诚生意做得那么大、财富挣得那么多、税又交得那么少,又因为你合理避税,咱抓不住你偷漏的理由,但是我发声呼吁,充分表达总可以吧?要求政府对你设立专项税,让你多掏点出来改善社会贫富差距没错吧?这叫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

  再者,香港也是一个可以说上几句实话、硬话、气话的社会。我惊讶的是,李嘉诚居然一笑置之,并且硬邦邦地回应。这一番话如换作我是李嘉诚,打死我也不敢说。资本自由的香港才会有李嘉诚的牛气,这些话放在内地,谁说谁死。但李嘉诚可以因为“仇富很正常”而一笑置之。这是财大气粗、自由宽松的经营环境允许他发牢骚、说狂话。(详见《浙商》杂志5月上)

  企业不能只跟官员的指挥棒走

  中天建设集团董事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楼永良

  张维迎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政府审批应该彻底废除,投资本身是企业家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我们为什么要有企业家?就是未来有不确定性,需要有人判断未来。从历史来看,企业家最有可能判断未来,尽管企业也有犯错的。现在我们政府仍然按照过去的计划经济思维,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自发的,自发的就会出现混乱,这是错误的。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政府官员比企业家判断的更准确,何况这些人本身不担当任何风险,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有积极性做正确判断呢?从过去中国做出的产业判断来看,基本都是失败的,包括光伏产业、汽车产业等等。

  企业家在关注政府政策同时,更为重要的还是关注市场需求,在波谲云诡的商业环境中,摸索市场规律性的、本质性的一些东西以及企业、行业的发展规律和脉络,这才是为企业者的根本之道。

  对宏观经济,企业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如果所有企业都按政府规划发展,势必引发产业趋同、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后果。

  光听政府肯定是不够的。为企业者,不能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面,政府指导市场做出了许多卓有建树的成就,但也隐埋了很大的风险。

  地方政府行政之手滥用并不鲜见,甚至有扩大化趋势。比如,当前不少地方政府仅仅只盯准土地红利,热衷于表面文章和政绩工程,关注考核,急于上马新项目而不考虑投资风险和市场变化。应该说,经济发展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如果有好的市场环境,合格的监管者,政府是能够发挥促进性作用的,但最后还是要靠市场规律和企业主自己敏锐的嗅觉。

  对于企业来说,做投资不能只是跟着一部分官员的指挥棒走,如果在地方政府鼓动之下冒进投资产生问题,谁来担责?比如政府对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发展在先后两年中出现的不同导向,导致目前光伏产业的尴尬局面,谁又会为这样的局面来买单?

  至少目前看来,政府官员错了之后,他们不会担当责任,而是会选择相互推诿。前段时间读前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新书《务实求理》,言辞颇为生动有趣,他直言不讳地称某些官员,“只有唱功,没有做工”、“嘴行千里,臀在窝里”,是对务虚贪大的官员最好的批评。

  简言之,关心政府政策和仅是唯命是从地跟着政府走,完全是两码事情。政府需要为民企建立一个良性平台机制,从准入上放手,从监管上加强,而企业本身,更应该有应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的能力,这才是一个双向良性的互动。

  发展多元化的小企业

  华成集团董事长 沈凤飞

  底特律的衰落可能有众多成因,但作为城市主导产业的汽车产业的式微,是导致其衰落最为重要的原因。因主导产业衰退,通过关联效应,对相关产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城市经济增长缓慢、失业人口剧增、社会秩序混乱,在城市的发展史上并不罕见。

  对于中国来说,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型城市是“类底特律”的存在,这些城市大部分是依托资源型企业或是老工业企业形成和发展的,其工业指标基本都占到城市其他产业比重的四五成以上,有相当多的企业直接或间接地为这类企业配套,一旦企业陷入困境,相关企业则无一幸免,从而对城市发展和稳定形成全面冲击。

  长期单一主导产业的模式之下,是企业乃至城市自我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能力的降低。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依赖于单一产业或是单一大型企业,在强化旧有基础产业同时,发展多元的中小企业,摆脱“路径依赖”才是上策。(详见《浙商》杂志5月上)

  卓旭光:法国企业不靠银行活着

  法国华商会会长 卓旭光

  上世纪初,我祖父便移居法国。八十年代末,我也以家庭团聚之名来到法国创业生活。到现在,我们家族基本都散居在欧洲各国。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发展步伐的加快,亲戚朋友从欧洲回国创业的也越来越多。我在杭州西湖边开了家红酒会所,专门销售法国波尔多地区的红酒。闲暇聚会时,我们也会围在一起讨论中国和欧洲的经济环境。会所常年订阅的《浙商》杂志常常被这些客人翻阅。

  近几年,国内的投资环境有所变化,以家乡浙江为例,现在一个几百万元的投资项目在地级市,哪怕县级市,当地政府不一定会积极回应——“嫌项目金额少”,而如果把这些钱投资到中西部地区,虽然政府会大力欢迎,但因当地的配套设施跟不上,这钱也就打水漂。

  受欧债危机的影响,欧洲近两年的经济环境有所变坏。但旅欧的亲戚朋友都感觉还是欧洲的企业更加幸福一些,生命力也更加持久。中国民企平均寿命只有3-5年,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百年企业却很常见,或许这些企业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却能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传承下来。国内很多企业肆意扩大规模,靠着银行贷款或高利贷存活,一旦银行抽贷,资金链断掉,就出现了老板跑路等各种问题。在法

  国,企业不靠银行活着,而银行却需要企业的存款维持运转。企业会根据现有能力谨慎扩大规模,把多余的精力专注在产品和管理上,不是一味依赖银行贷款。(详见《浙商》杂志5月上)

  习近平演讲勾画的未来

  万事利集团总裁、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李建华

  4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今后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过4亿人次。中国越发展,越能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发展机遇。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习近平的演讲其实为中国勾画了一个可以摸得着的未来。“今后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过4亿人次。”前两个数据表明,中国实际上将进入一个重质量的高消费发展时代。而从出境旅游人次上来看,中国消费者开始成为全球主流消费人群。

  伴随中国消费进一步扩大、消费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在选择产品过程中,会选择更有责任的企业生产的产品,这将倒逼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毫无疑问,作为企业家的我们,在这样一个国际化融合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重新审视自身的责任问题。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强弱,不仅关乎企业自身能否可持续发展,而且与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更与中国的对外形象相关。

  习近平说,中国越发展,越能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发展机遇。的确如此。在新环境的诱导下,众多民企纷纷开赴欧美等发达国家扩张商业版图,甚至一时间中国与西方“师徒异位”。不过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片面追求出口创汇,追求产品售出转变为利润,如此不仅透支了社会和环境,而且也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和自身的形象。随着外围经济环境的变化,我们开始对这样的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怀疑:利润还是我们寻求的制高点吗?

  中国企业应告别只顾眼前增长的短视行为,而需有国际化视野。大国企业应该有大国形象、大国思路和大国责任,企业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那么我们未来的立足点在哪里?习近平演讲中,无论是谈“中国梦”,还是“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可见高层对于民生问题的关切。

  因此,企业家在谈发展之时同样应该考虑民生问题。通用电气等美国公司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比其他企业更懂得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将企业与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把人的价值看作高于利润,在人与生产安全、成本、利润发生冲突的时候,总是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

  国际化背景之下,同样不可忽视国外民生问题,随着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在非洲、中东与拉美等新兴市场打下的基础上,如何获得国际主流市场的认可是我们考虑的一个关键,而解决国际民生及就业问题成为中国企业提升国际形象的关键。

  此外,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中提到:“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我的理解是,在国际化背景之下,各个国家均面临发展的不同路径的选择问题,而我们对于这些不同选择应予以包容。(详见《浙商》杂志5月上)

  中国民营资本将进入被“围剿”时代

  温州华商、意大利安特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小璋

    “政府引导投资,然后让市场检验并给出利润回报。”政府的这种逻辑本身就是错的,是对投资结果不负责任的表现。

  政府引导的投资往往不是从市场,而是从行政的角度来考虑的。利益集团承担不起全部的后果,所以需要引进民资共同承担,这是违背市场规律、不负责任的表现。投资人,不是做慈善,是需要回报率来支撑的。投资不由市场规律来引导,而靠行政手段来诱导,真正能盈利的投资者甚少,我个人亦对此持谨慎态度。民资进入公共交通领域,以后将会是一个普遍性的趋势,各地政府将其信用作为担保也会引入越来越多的民资,但由此也将导致中国的民营资本进入一个被“围剿”的时代;同时,这样不健康的投资模式只会让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越来越高。(详见《浙商》杂志5月上)

  并购就像婚姻 关键得有信任

  复星集团董事长 郭广昌

  并购过程就像恋爱和婚姻,从投资的角度,我是一个很理性的投资者,项目若在商业上得不到回报,我可能不会做,而很多的时候,商业回报却难以计算,这个时候,要把对方的信任度都考虑进去,并理清自己的底线在哪里,愿赌服输。

  一个企业是否能做并购,要看其知名度、被信任度,是否能支撑其开展并购海外事业。不要听任何中介方的忽悠,因为日子是你过的,她只是媒婆。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婚姻有风险,落实要谨慎,所以在并购以前,理性,理性,再理性。只要做好这些准备,成功与失败,都可以去尝试。

  复星今年的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消费品、金融和旅游等行业,地域主要在欧美地区,此外,我们也将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投资。

  打价格战会突破道德底线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李书福:

  打价格战会突破道德底线,导致人们什么都能做出来。汽车产品人命关天,如果简单地追求价格,很危险。通过战略转型,吉利已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坚持走下去。

  二线城市做百货要注重大众消费

  银泰商业集团董事长 沈国军

  百货业未来的发展点可能会在二三线城市,但和北京等一线城市相比是有区别的,要更注重大众消费。同时,现在消费方式改变了,也需要我们改变相应的经营方式,这是零售业的根本。

  如何治理公款胡吃海喝

  浙江恒基房产董事总经理 王伟业

  从泰州“豪华宴下跪官员”被免职的新闻中,我看到的是是豪华宴请屡禁不止的无奈现实。下跪,固然折射出了群众监督的威力,但治公款胡吃海喝、治豪华宴等,归根结底还需要制度的发威,需要规则强而有力的落地声!

  新型城镇化首先要有完备的基础设施

  贝利集团董事长 沈国健

  理想的小城镇首先有完备的基础设施,齐全的配套设施,有良好的软环境,有良好的现代产业,最为重要的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浙商在新型城镇化中的投资商机是“要地、要人、要产业,建物、建人、建文化”。


  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救灾

  三亚华鸿旅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聪

  任何时候,去一线救灾都是少部分人的事,大家都直接救灾,等于不让大家活了。有人遭灾,不意味所有人成天都得跟着悲伤。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救灾。


  空气净化商机下的标准化之痛

  浙江朝晖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尤健民

  大气污染首先是粗放型的能源利用方式造成的。我国消耗的能源中,一半以上是煤,而火力发电脱硫、脱硝都不过关,用的石油都是便宜的含硫量较高的油,炼油厂脱硫工艺也差。种种问题根子上还是归到经济发展方式上,为降低成本,牺牲了环境。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至今在空气治理技术上仍没有话语权,而是被外资所把控。如果我们连主要的标准都没有建立起来,商机只能是镜花水月。

  如果地方政府对于企业污染源治理的投入可以等同于发展投入一样,给予一定的财政扶持,或许可以让浙江等地的环保产业之路走得更好更快。(详见《浙商》杂志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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